莫斯利、帕奎奥消息

而卡尔霍恩的州人民主权恰恰就是要赋予州做出维系和扩张奴隶制以及退出联邦决定的合法权力。

虽然林肯少时已然产生了对奴隶制度的高度道德厌恶，虽然他与奴隶制作了毕生的斗争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将奴隶解放作为理解乃至评判林肯的首要标准是一种严重的问题措置。在当时，马克思在林肯连任总统时热情致信表示祝贺，并盛赞他为（奴隶的）解放者。

林肯之所以如此坚持自由的普遍性，是因为他把握住了自由的根本逻辑：自由意味着尊重他人平等的自由。[1]《林肯选集》，第239页，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北美因反对英国恣意征税而独立，恰恰就是因为没有代表不纳税，纳税这个关涉他们的事情没有得到他们同意。林肯面对的不只是卡尔霍恩和道格拉斯，而是根基深厚的、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美国精神的、能够和《独立宣言》的执笔者扯得上重大关系的共和与民主传统。他谈论联邦的永久性针对的正是南部分离主义，他马上就接着说道，任何一个州都不能单凭自己的动议合法地退出联邦。

[41] 参见[美]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党人文集》，第十五-二十三篇，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44]宪法的道德内涵的填充和实质性的权力补给必须依赖《独立宣言》，强大的宪法只能够为人人生而平等的目的服务，而且，只有为人人生而平等的目的服务，它才会真正变得强大。第二，当一个国家有了程序合法性后，即使有执政者被赶下台也不是什么大事。

一方面竞选建立在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另一方面又要求公民美德。其次，财富分布的不平等也是可以适度调节的。[112]也就是说，麦迪逊认为，三种权力可以部分参与或支配彼此的行动。在利益相融的情况下，理性的政党不会追求自身的狭隘利益而碾压人民的利益，由此可以说明党导民主制不但是正当的，而且是现实可行的。

程序的合法性掩盖了实质的非法性。这种管理体制，议员代表人民，发出公共呼声，更符合公益，比起人民直接聚会，表达得更好。

而且麦迪逊以赞赏的口吻引述新罕布什尔的宪法原则：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应该保持依据一个自由政府的性质所容许的那样的独立和彼此分立。进入 柯华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共同自由 党争民主制 党导民主制 。可以看出麦迪逊认为形成党争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政治自由，更准确说是结社自由。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自身建设是对党性的培养和对党德的弘扬，意在激发人性中善的一面。

首先，共产党是领导党和执政党，是有德性的代表公意的政党，对有德有能的公民开放。[132]既然消极自由权利也是政府的积极作为，政府对弱势群体提供帮助也具有合法性。党导民主制承认现代社会的多元性，但它并不是去强化这种多元性，而是使多元性利益融合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我们的健康和体力，心智和性格品质，生来就千差万别。

一个家庭中父母当家一般家庭难以发展，而兄长当家可以更好地引领家庭进步。如果说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那么政府是不可能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我们想当然以为不同党派提供的都是同类公共产品，实际上不同党派提供的是符合不同类群体的产品，他们之间的竞争并不能提供物美价廉的同类公共产品。

二战结束之后，亚非地区的殖民地先后获得了国家独立。[113]美国联邦宪法是要实现将各州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总体看是强调集权的宪法。[135]现代君主制可以说是民主君主制，因为现代就意味着民主，民主君主制是对党争民主制的否定和对君主制的否定之否定，通过民主集中制将民主的优越性和君主的优越性聚集在一个统一体中。不同的党执政不可能对国家有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党争民主制中的政党仅仅迎合这个国家中占主体地位民众的需要。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西方国家的政府普遍都已经突破守夜人的角色并持续扩权的主要原因。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既是政治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是亲密合作的友党关系。

用通俗的话说，在绩效合法性的统治基础上如果将统治建立在绩效合法性的基础上，当官如果不为民作主，就有被赶回家卖红薯的危险。因为要实现共同自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一定是有为政府，有为政府对自发市场经济进行调节，平衡强者与弱者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党争民主制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泛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公共领域的自由总是有限的，而非无限的，为了国家统一、人民幸福和个人自由对于结社自由做出适度的限制是必要的。

由此，启蒙思想家所宣称的自然权利或者人权，在实践中成为了让强者更好发展的权利，是自由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权利。生产三要素价值论看到了劳动需要作用在资本和土地上，所以也将资本和土地看成是与劳动同样的生产要素，然而土地、资本与劳动明显不同。

党导民主制是解决党争民主制弊端的根本出路。经过否定之否定后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螺旋式上升：党导民主制。党争民主制通过程序性的选举满足了大众权力欲的冲动。假如社会上只有穷人和富人，他们将相互为敌，结果是一方战胜另一方或者双方毁灭。

王则柯认为，霍特林博弈模型揭示了西方两党政治的欺骗性，人们只能在那些少数政治家之间做出他们非常有限的选择。共同自由不完全是个体自由，而是共同体的自由。

精英是整个社会中接受良好教育的群体，先进治国与精英治国的区别是：精英治国可能严重脱离实际，而先进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先进导国不会脱离实际，由此先进导国可以将国家引领到进步而可行的发展方向。在托克维尔看来，身份平等赋予舆论以一定的方向，法律以一定的方针，执政者以新的箴言，被治者以特有的习惯。

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会受到另一个国家政策和意志的影响。他们为了促进公共利益以及为了使政治权威承担责任而参加政治活动的愿望。

因此，新的群体整合的纲领不再只是诸如君主的个人意志，而是具有群体契约性并发挥着社会示范效应的政党组织、党性观念、规章制度以及集体主义精神，政党组织的先进性遂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现代性的榜样。在维尔所给出的政党定义中，凝聚不同的社会利益是必要条件：政党是一种（a）常常试图通过占有政府职位来寻求其在国家中的影响力，（b）通常涵纳不止一种社会利益，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凝聚不同的社会利益的组织机构。这股历史潮流正符合托克维尔在一百年前所预测的社会发展趋势。政党到底可以凝聚多少不同的社会利益呢？在柏克对政党的定义中似乎是整个国家利益：政党是人们联合起来，根据一致认同的某种特定原则，通过共同努力来促进国家利益的一种团体。

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另一方面，这种后果，也可能倒转：具有党性派性的人，带有地方偏见的人，带有罪恶企图的人，通过阴谋诡计，通过腐蚀拉拢，通过其他手段，先骗取选票，然后背叛选民利益。

所以党导民主制是融合式民主。只要人的理性，依然出错，只要人还有自由，施展理性，就会形成不同的观点。

第三，公民团体必须相当小。葛兰西受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的启示，将共产党称为现代君主。